向德鲁克学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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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德鲁克学什么
2015-1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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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上个世纪的管理宗师，德鲁克管理思想影响深远。上个世纪80年代，“德鲁克的管理革命”席卷西方，向德鲁克学习成为当时业界最为响亮的口号。在德鲁克思想影响下，西方诞生了杰克·韦尔奇、安迪·葛洛夫、比尔·盖茨等企业领袖。德鲁克现在依然在全世界拥有广泛的狂热“信徒”，德鲁克思想对中国企业经营管理仍然具有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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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鲁克与韦尔奇

在管理学的日历上，11月19日是一个重要的日子，诞生了两个大人物。1909年11月19日，20世纪最伟大的管理学家彼得·德鲁克生于奥地利一个精英知识分子家庭。他的父亲是经济学家，当过著名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的老师。而1935年11月19日，后来被《财富》杂志称为“世纪经理人”的杰克·韦尔奇生于美国一个普通工人家庭。他的父亲是火车上的检票员。

在韦尔奇面前，德鲁克是年长26岁的长者，更是智者。韦尔奇的核心管理理念中的至少两个—“数一数二”和“无边界管理”—其灵感都直接来自德鲁克。德鲁克问韦尔奇：“如果你今天还没有进入这一业务领域，你会投入资源来争取进入吗？”这个问题启发韦尔奇为通用电气的每个业务单元制定了必须在行业内处于“数一数二”的位置，不然就卖掉或者关掉的规则。德鲁克又问韦尔奇：“如果你的客厅闲着，你能不能把它借给别人用一用呢？”这个问题帮助韦尔奇认识到通用电气公司与其他组织合作的潜力，开始了“无边界管理”的实践。其实在韦尔奇以前，德鲁克就影响过通用电气的另一位CEO拉尔夫·科迪纳开展了“分权”的革命。

德鲁克对这样一家公司、两个CEO、三项管理实践的影响，只是德鲁克影响的沧海一粟罢了。所以，人们是否会在2035年纪念韦尔奇的一百岁生日是个未知数，但是在2009年的11月，从奥地利到美国，从东京到北京，人们都在纪念德鲁克的百岁诞辰。

旁观者与管理学的发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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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鲁克的日历上，11月11日也是一个特殊的日子。1923年11月11日，在奥地利的维也纳，还没有满14岁的德鲁克从游行的队伍中开了小差。他发现自己是个旁观者，更愿意呆在大队伍之外。多年以后，他把自己的回忆录命名为《一个旁观者的冒险》（中译本名为《旁观者》）。这不是他最重要的著作，却是他最喜爱的。从此，他开始了自己长达82年的有意识的旁观者的冒险，直到2005年11月11日，离他96岁生日还有8天，在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德鲁克去了。

尽管青年德鲁克不止在一家商业机构工作过，但他并不讳言自己缺乏商业实践的经验，也不掩饰自己对进入企业工作毫无兴趣—他是个旁观者。但是，请注意他对旁观者的描述：“旁观者注定从不同的角度看事物”，“并反复思考—他的思考，不是像镜子般的反射，而是一种三棱镜似的折射”。他看待问题的不同角度和思考问题的独特方式，使得他“发明”了管理学。

他的《公司的概念》是第一本系统研究大公司的著作，《管理的实践》是第一本系统研究管理的著作。除了分权、目标管理、知识工作者等公认的是他首倡的理念外，他也是企业战略、企业文化、市场营销这些领域的开创者。被称为“营销学之父”的菲利普·科特勒说：德鲁克是“营销学的祖父”。科特勒当面对我这么评价德鲁克：“他头脑中装有我们所需要知道的关于历史和管理的全部。”

面对这样一位管理学上的百科全书式的人物，问题不是我们该不该学习德鲁克，而是我们该怎样学习德鲁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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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木之外，要见森林

我们当然要学习德鲁克的观点。最容易做的，就是从德鲁克庞大的观点库中，搬出自己觉得最顺手的一两件作为随身武器，就像韦尔奇找到并根据自己的尺寸改造出来的“数一数二”和“无边界管理”。然而，这样做的弊端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而且德鲁克提供的工具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也并非一万年不变的绝对真理。

就拿“数一数二”政策来说，韦尔奇的属下们很快找到了对策：他们把自己的业务所在的行业定义得非常狭窄，使得自己的业务可以占据第一或者第二的位置，这样避免了自己的业务被砍掉，但是显然也丧失了发展的机会。当然韦尔奇的盛名也不是虚得的，当他发现之后又重新制定了政策：要求各业务单元重新定义自己所在的行业，使得自己的市场份额低于10％，然后找出增长业务的方法。

哈佛商学院教授罗莎贝斯·摩丝·坎特是管理大师中少见的女性，也是德鲁克的崇拜者。她在纪念德鲁克百年诞辰的文章《德鲁克会说什么》中，总结了德鲁克思想最基本的三个主题：

管理是一个“专门职业”（专指律师、医生这些行业），经理人应该记住他们的首要工作是为组织的长期健康负责。这意味着要把眼光投向组织的围墙之外的社会，不只是创造财富，而要创造幸福。

对知识工作者，只能激励，不能管控。如果只是追逐金钱，将加剧社会不公，因为强势集团将攫取大头。

非营利机构是产生“好社会”必需的要素，商业机构也只有在这样一个社会中才能兴旺发达。在满足人类需求方面，公民社会是对政府的补充。

尽管我相信坎特的总结只是一家之言，但是在学习德鲁克的观点时，我们需要作出这样的尝试，把握贯穿德鲁克庞大体系的核心思想。这样我们才不会执著于德鲁克的只言片语，满足于学到的三招两式，而是在抓住德鲁克的精髓之后学会变通。

整合思考、无知与雄辩的写作

我们还要从“鱼”到“渔”，学习德鲁克如何思考。实际上，大约30年前，《哈佛商业评论》就发表了题为《为什么阅读彼得·德鲁克》的文章，指出德鲁克的思考方式—作者艾伦·坎特罗夫称之为“整合思考”—比他的思想观点更有学习价值。德鲁克的“整合思考”把管理问题置于具体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之中来观察，考虑到技术和人口的发展变化，而且引入其他学科的知识，对照实际的组织经验。

这种思考方式有一个起点—无知。德鲁克只是问了韦尔奇两个问题而已，就在通用电气产生了天翻地覆的影响，难怪德鲁克的学生问他做咨询的秘密。德鲁克回答说：无他—问对问题而已。他的学生又问了：怎样才能问对问题呢？德鲁克说：无他—带着无知去而已。为什么以无知切入？简单地说，第一，你所知道的往往是错的。第二，寻求答案先要抛开任何预设。比如德鲁克问韦尔奇的第一个问题，就抛开了要留在该行业的预设。

德鲁克拥有大量企业界的信徒，然而学术界作为一个整体，对德鲁克并不足够尊重。坎特罗夫的文章开头这样说：“一提起德鲁克的名字，企业丛林中就竖起许多只耳朵。”注意：企业丛林—不是学术象牙塔。坎特罗夫直言不讳：“一些人，尤其在学术界内，认为他与其说是学者，不如说是记者；与其说是记者，不如说是善于夸夸其谈地概括罢了。”

当然，德鲁克的崇拜者们不必要太在意。一方面，对管理学的检验是实践，从这个角度说学术界的意见不重要。另一方面，学术界中真正的大师是认同德鲁克的。我问过组织研究领域最著名的学者之一的詹姆斯·马奇对德鲁克的看法，他说德鲁克的作品总是维持在很高的水准，他一直很钦佩德鲁克。

学术圈排斥他的原因之一，是因为德鲁克直接、流畅、雄辩的写作方式，是对学术文章晦涩、深奥、严谨的写作方式的反动。但是，难道文章不应该写得直接、流畅、雄辩吗？的确，德鲁克往往喜欢把话说得很绝对，但这只是为了把观点表达得更明确罢了。正如法国散文家蒙田所说：“我要说的一切都是通过论述，而非通过说教。如果我的目的是说服别人，话就不会说得这么满。”所有的管理作者，都还应该向德鲁克学习写作。

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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