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 | 中国制造2025还需向德国工业4.0学习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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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 | 中国制造2025还需向德国工业4.0学习什么？2015-07-16 [url=]质量与认证[/u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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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德国制造冀望通过工业4.0规划强化其领导地位。而中国制造正试图化解这样一种尴尬：一方面消费者愉悦地使用由中国制造的欧美品牌产品，另一方面对中国制造的中国品牌表现出怀疑和极不情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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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2 o% T/ _- B2 o　　如今大约有5000家德国企业在中国开办了分支机构，其中大部分是中小企业，几乎每天都还有新的德国企业进入中国市场。 几乎所有德国企业都面临一个问题：找不到合适的技术员工。

: o$ n; m7 V; ]9 n$ x% s　　“王中宇？”

' h4 J7 ^3 g% f4 @　　“是的，我的爸爸是中国人”。

　　近日，德国某汽车品牌的广告上线，一位德国小伙子来到中国，他虽然长得很德国，但是有一个中文名，且声称自己的父辈是中国血统。

" A$ o0 N  C% Z, X, n$ o1 O5 x　　一则情感攻势强烈的广告，透出两国制造业“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竞争合作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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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下，德国制造冀望通过工业4.0规划强化其领导地位。而中国制造正试图化解这样一种尴尬：一方面消费者愉悦地使用由中国制造的欧美品牌产品，另一方面对中国制造的中国品牌表现出怀疑和极不情愿。

, X, Y- d( ~. \* X% l! Z　　身居中国市场的德国企业最能看到两国制造业之短长，在他们看来，要想实现“现在的“德国制造”，N年后的“中国制造”，高级技术人才的培养、储备至关重要。说白了，这是一场人才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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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 N: B8 u3 g; a$ p) v　　怎样的制造业，才算是一流的制造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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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 ?2 Q0 [  G( b7 Q2 f　　让在中国市场深耕的德国企业谈这个问题，很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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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国企业往往偏安一隅，它们可能是“小公司”，也可能是“慢公司”，甚至可能看起来还是“笨公司”，但是他们绝对不是“坏公司”。截至2014年年底，有超过439家德国企业在中国寻求机会，他们在经济新常态新背景下有无回流德国的想法、中国制造企业还有没有短板、技术人才培养储备机制还有哪些改进空间，带着这些疑问，记者历时数月，深入调查数家德国企业，采访多位在欧洲、中国有多年跨国工作经验的人士，用他们的视角答疑解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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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 h% I$ v& w: Q/ c/ K- W　　中国经济增速降下来，有些企业会担心，这会造成企业发展动力的失速，但是德国企业却认为，这样的新常态有积极的一面：长久持续稳定的增长更有利于企业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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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担心经济下滑，德国在中国企业的经商环境不会变差。”德国商会上海董事会主席Titus Freiherr von dem Bongart在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更长久、可持续的稳定发展是企业的最佳生存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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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是更长久、可持续的稳定发展？记者特地采访了一位熟悉中德两国差异的中国人来解释。

　　虞蓉，从事中德投资咨询十余年的，现在是德中工商技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德国商会全球网络系统的服务实体）的总监，负责法律事务及投资咨询部，她向《国际金融报》记者解释，德国人更习惯于稳健的长期发展，“德国人不追求一夜暴富，他们崇尚稳定、稳健。中国经济不像以前那样爆发式增长，反而让德国企业家们更放心。”

　　她举例说，“原先中国经济每年增长超过10%的时期，一家德国家族企业计划在中国投资，当时该企业在德国的年均营业额增长率为6%，该企业负责人就很紧张地跟我说，“6%的增长太快了，我要让它慢一点，更稳一点。”

　　德国商会2015年对439家德国在华企业的调查显示，“相较2014年，德企在华的投资活动保持平稳，没有迹象表明投资将转向其他国家。尽管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经济增速放缓，工业和经济的发展仍然很大程度上被认为是促成良好投资环境的两大重要因素。”

　　相比于经济增速，德国企业对中国相关产业的发展前景更在意。“不同行业感受到的经济放缓所带来的直接影响是不同的。总体来说，德国企业对其所在行业的持续发展持更乐观的态度。”德国商会提供给记者的“德国在华企业商业信心调查2015”调研报告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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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8 U5 y4 ^" }2 a, ~- K　　从对资本市场的态度，也可以看出两国企业对待经济增长方式的不同态度。“有许多中国企业想去德国上市融资，但德国企业并不太依赖资本市场。与中国股市相比，德国股市的市盈率很低。”虞蓉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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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德国，中小企业对经济发展的贡献超过80%，这些企业专注细分领域，一些家族企业在一个很小的领域深耕上百年。

; k1 @8 q4 D! }　　中国有句俗语，“马无夜草不肥”，但是德国企业对“夜草”刻意保持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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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4 [0 ^: Y5 n) @$ U  c# o- G) Q2 |　　虞蓉介绍，“十年前，中国中部某地方国企与德国制造企业谈合资，在签约谈判最后关头，当地地方政府给该国企批了好大一块地，该国企就此画了宏伟的蓝图，制定雄心勃勃的计划，将这一‘利好’告知了德方。德国人很谨慎地询问执行细节，最后决定不签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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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A1 f/ V% t　　为什么呢？虞蓉说，“按照德国企业的观点来看，该国企将完全靠借贷运作，随时濒临破产。他们想要更稳健踏实的合作伙伴”，“虽然后来那一大片土地的市值翻了几番，但德国企业不认为这个决定是错误的。他们觉得，’我现在不需要这么多，你给我这么多是没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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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两个制造业大国在同一时间段聚焦制造业转型升级，德国企业对于中国制造2025没有排斥心理，“中国制造业升级会给德国企业带来巨大机遇”。

　　谈中德制造业企业，不能不提两国在制造业上的新规划。去年，德国提出工业4.0计划，今年5月8日，《中国制造2025》出炉，被市场称为中国版的工业4.0计划。

　　那么，中国制造2025规划与德国的工业4.0纲领之间是什么关系？

　　两者在终级目标上，区别不大。“德国制造业很发达，相比之下，互联网产业不像中国这样火热，接下来德国企业需要将制造业更多互联，形成物联网，万物相连，其中互联网只是工具。而中国是用互联网去改变传统行业。不过最终结果应该相似，都是万物相连。” Rolf H.Koehler告诉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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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3 h3 j, q% \; |7 r! y$ ?: U" V　　不过对于德国工业4.0，德国企业更多按照企业自己的十年或五年规划。“德国企业一般认为，‘我本来就在做，政府提不提出概念，我都在做’。所以并不会因为政府提出了这个概念，而对企业的实际运行带来突发重大变化。德国的工厂，自动化和互联程度本来就很高，整个工厂可能只有两三名员工在车间，都是自动化控制。” 虞蓉告诉记者。

　　德国企业对中国制造2025规划又有何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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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调查发现，德国企业认为中国制造业升级将带来巨大机遇。“通过中国制造2025计划，中国将更加注重培养技术人才，包括高级技术管理人才，以及大量的熟练技工，这将为德国企业在中国的发展提供更多人才。” 德国商会上海董事会副主席Rolf H.Koehler告诉《国际金融报》记者。

　　虞蓉告诉记者，“我没有听哪个德国公司说，德国害怕中国制造业强大所带来的竞争。相反，中国制造业水平提升，对德国企业有利。中国制造业水平从低端到高端的提升过程，中国必然需要向德国学习很多，有利于德国技术的输出，而且双方很多技术标准逐渐统一，也有利于德国标准的国际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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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now-how VS 申请专利

　　企业的核心竞争资源是技术人才，中德两国企业在人才任用机制上存在明显不同，中国企业看重技术人才能创造发明多少专利，德国企业更看重技术人才本身具备的know-h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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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 Y, ~/ [0 {. F" b/ L$ M　　德国在华企业商业信心调查2015调研报告显示， “82.4%的受访企业表示，寻找合格员工是德国在华企业今年面临的最大挑战，这个数字比去年上涨了8.3％。99%的研发型企业面临寻找高素质员工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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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K: P- Q' a4 @- Q　　为什么德国企业在中国市场遇到的最大挑战是人才问题呢？

　　这其中有个非常关键的问题是企业人才观念上存在差异。“中国企业习惯于用专利的数量，来衡量技术水平，德国企业更多依靠know-how和人才作为核心竞争力，很多企业拥有自己独特的know-how，成为某一细分领域的市场领导者，尽管公司可能规模不大，只有几十上百个员工。这就是我们通常说的“隐形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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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o  }2 A( Y; o/ S* K6 I　　Know-how在中国被翻译称“专有技术”或“技术诀窍”。许多德国企业并不把自己的技术去申请专利，而依赖于对人才的培养，对Know-how的持续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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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W! a: S! k: S% v8 k　　“Know-how不仅包括看得见的、硬性的生产技术，还包括开发设计、生产规划、质量管理，生产相关要素的整合、供应链管理等一系列的专业知识和技术秘密。这一切都需要人去实现，因此德国企业对员工的教育、培训非常重视，而且是长期稳定地投入，这才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虞蓉向记者解释。

　　近些年，很多中国企业与德国企业进行技术转让合作、成立合资企业或者收购德国破产企业并把设备图纸搬回国内，但是效果不及预期。 在虞蓉看来，“中国企业虽然得到了技术、设备，却因为没有学会Know-how。德国人常对中国企业说，‘不是我不肯教你技术，而是这些技术你即使拿回去，没有应用的大环境，没有合适的技术人员，没有用。’”

　　另外一个人才机制差异在于中国雇员不习惯于几十年服务于同一家公司。“70%德国企业已经表示要在中国做研发，但是最大困难是如何找到合适员工，这对于研发企业尤其严重，最难的就是如何找到研发人员，这是德国企业非常重视的问题。”Rolf H.Koehler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高端技术管理人才需要长期的培养，德国企业一般认为，学习、练习、出色表现，这是个一连贯的过程，光学习理解，却缺乏长期持续的练习，也很难最后拥有出色表现。但中国年轻人很容易跳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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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Z3 M0 y, V; t" C" t5 g8 p4 Q　　“社会浮躁，年轻人也难踏实。企业好不容易培养出来人才，别的公司加个几千块钱，就跳槽了。不能在一个领域深耕，很难有创新、有成就。”朱丹对此也深有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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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某德国大型跨国公司任中国区高管多年的朱西玲告诉记者，“我在中国工作，就一直在问我的同事，为什么人都这么年轻，40岁以上的人去哪了呢？有丰富经验的人去哪了呢？这么多年，还是没有答案。”

% @. Q, w+ O4 E  K8 F双轨制 VS 学历制

　　德国的“双轨制”职业教育制度为“德国制造”的国际竞争力奠定了的基础，但是中国在技术工人培养上，过于注重学历，且学习与工作严重脱节。

( Q$ P2 l% `; F3 U　　德国企业在中国市场对人才的渴求，侧面反映出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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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国在华招人难，这并非德国企业特有，其他外国企业，以及中国本土企业同样面临一样的困难。” 德国商会上海董事会主席Titus Freiherr von dem Bongart在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你看上海打造全球科技中心的政策，现在张江推出的政策，基本都着重在解决人才问题。怎么吸引国际人才，怎么留住科技人才。”上海张江产业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朱丹告诉记者。

　　现在中国制造要往中高端发展，需要有科研技术人员，可是人才从哪来？换句话说，中国国内培养的技工质量如何呢？

& @: q" a, t8 o　　说起这点，从事人力资源工作几十年的朱丹有点着急，一方面企业不重视对技术人才的培养。

1 V7 R: F& F# S0 h: p　　“企业以前主要是对中高层人员进行重点培养，对蓝领、灰领没什么投资，他们薪水低、职业素养不高。一个焊工班，27个学生，只有2个人做焊工，其他都转行了。”朱丹告诉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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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0 R' R' L1 a; @　　2008年劳动合同法正式实施，大量企业为了降低成本和风险，选择人才外包，有的企业一半以上员工都外包给中介。“中介公司会用心培养人才吗？留得住人才吗？”朱丹说自己这些年被外包公司伤透了脑筋，“外包公司层层剥皮，薪水到了外包人员手上，可能只剩一半。”

  i- R1 t) E9 C; ^$ f' o) r8 ^　　另一个问题是，学校教育与企业需求的不匹配。据吴丹观察，“大学生学校所学，与实际应用严重脱节，毕业后，连会议纪要都不会写，进了公司才开始培训怎么做笔记，怎么接电话，怎么穿衣服，人力资源变成阿姨保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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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K8 W$ W5 ~+ a; G" i# g　　中国的技术工人不过硬，为何不引进技术工人呢？

　　“一些国企、民企缺技工，他们愿意出钱引进，却又有个渠道问题，他们知不知道去哪里引进技术。欧洲有很多退休工程师协会，国内也需要行业协会跟外国对接，以市场化的方式，把资源对接过来。”朱丹建议。

　　“引入先进技术人才。这需要行业协会搭桥，将国外的高级技术人才、机制引入中国。同时中国也需要加强职业技术教育，不能再只看文凭了。”朱丹说，但是，“中国规定，没有大学文凭，超过60岁的外国人，就不能得到工作许可了，但欧洲很多高级技工都没有大学文凭，但中国看文凭，所以无法引入这些技术。”朱丹向记者解释。

　　一提到人才培养，德国双轨制教育举世闻名。德国的“双轨制”职业教育制度为“德国制造”的国际竞争力奠定了的基础。大批优秀人才成为技术能手，生产、技术管理、流程管理、自动化控制，在许多制造企业，高级技工的收入、社会地位，不比行政管理者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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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是德国双轨制教育？接下来，记者又特地采访在中德两国都工作过多年的人士，来帮助理解两国的差异。

' c8 t$ }) T5 k- o　　“许多技术细节，不是书本能学到的，而这又恰是企业核心竞争力。这种竞争力经常需要师父带徒弟，代代相传。一个师父三年下来，就带出一批很好的徒弟了。”朱丹是欧盟商会人力资源工作组主席，她十几年工作都是在500强企业负责人才选拔。

- w6 G& p  A3 w6 P　　在中国的德国企业中，博世集团是最早把德国双轨制职业教育引入中国的企业之一。“着眼于未来的工业制造趋势，高素质的技术工人的需求会越来越多。博世在8年前就开始将德国原汁原味的双元制学徒教育引入中国，一路摸索积攒了很多经验，也为公司培养了一大批技工。”博世集团的人力资源负责人告诉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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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在于，像博世集团这样的大跨国集团，毕竟是少数，制造业中更多的是大量的中等企业。在德国，80%的经济贡献来自中小企业，一些细分领域的全球龙头企业，往往是可能只有几十人的小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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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世集团在中国做了学徒制人才培养，把德国的培养机制在中国复制了，但它每年有500亿销售额，可中小企业一年没有这么大销售，这就得依靠社会机制。”朱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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